■ 刘诗伟
那年初冬，我在汉口上海路16号的写字间做事。
大约冬天还没过完，出门哈手的气候，我由汉口转到武昌居住，在中南路何家垅段。从此，除了礼拜日，每天早晨乘14路公交车至武昌中华路江边，坐半小时轮渡过江，于汉口江汉关上岸，步行两百来米到上海路的写字间；傍晚，沿途返回。前后三个年头两年多的光景。
【资料图】
那时武汉还没有长江二桥与过江隧道，轮渡不是观光，是主要的交通；又适逢全社会起步奔行，往返武昌汉口的人多起来，赶轮渡空前紧张。尤其是早晨的那一阵：马路两端的人向码头跑，马路对面的人也向码头跑；嘴里含半支油条的，手上端半碗米酒的，胸前抱手提包的，背包在屁股上一打一打的，像百米冲刺，像扭秧歌，像一阵风——我就在这风中；落后的人见中华路码头门口已是黑压压一片，掉头往远处的汉阳门码头跑，希望那边的人会少一些；到达码头门口的，也不能歇劲，还得挤到售票窗口去抢（买）船票；接着过闸，朝长长的坡桥下你追我赶，争取抢先到达趸船，尽量靠近登上渡船的栅门，候着；至此方可喘一口气，擦汗，揩嘴，捋头发，扯衣襟——我的胳膊夹着一只黑皮的“议员包”，这时会脱出三分之二，赶紧扯回来夹正；忽然一声汽笛，渡船就要拢岸，本来趸船上的人都能上到渡船的，但人们闻声涌动，等渡船的门一开、栅门哗啦一响，仍是潮水一般冲挤；然后渡船离岸，在引擎声中过江，约莫二十分钟，马达变调，船靠岸，开门，人们又冲，又挤，又奔跑——因为继续赶时间，因为前面奔跑的惯性。
到了傍晚，下班回家坐轮渡，按说不用那么赶了，但过江的人多，人见人跑也跑，人见人挤也挤——半是习惯，半是赶着回家吃饭歇息后明天再赶。
赶轮渡不分季节气候，坐轮渡不分不行。渡船有两层：一层吃水，全封闭；二层在水上，顶篷围栏，四周开放。夏天天热，都抢二层，二层吹江风，像喝汤一样舒服；有时太阳毒辣，会有一处阳光炙烤的地方空着人。不热不冷的日子，一层二层均可，看人稀人密。冬天天寒，二层刮北风，人都挤到一层，像罐头里的沙丁鱼，但毕竟闷在一起暖和，只是人气太重，坐着的人倒不如站着舒服了；也有不怕冷的，宁愿上到二层，要寒冷的清新——下雪天，我即便怕冷也是上二层的。如果遇上大风大雨，除非穿了雨衣，一般在梯口一瞄，见雨帘四面卷扫，赶紧退到一层去。其实，坐轮渡不能说坐，因为多数人站着；而苦乐皆有，习惯了，以为苦是自然常态，乐是额外的恩惠。
有一点是要讲分寸的：赶轮渡不分男女，坐轮渡必须男女有别。赶的时候，在冲、在跑、在挤、在抢，顾得男女，必然落荒；坐的时候不然，战斗已尘埃落定，性别意识回来，礼义廉耻回来，男女界别也应当回来。这时，熟的男人可勾肩搭背，熟的女人可互挽胳膊——男女相邻则要留一道缝，而且男的都得让着女的。夏天里总有个别不要脸的，趁机揩女人的油，老实的女人瞪眼咕哝，剽悍的会吼一句推一拳，附近的人看过去，朝不要脸的家伙乜斜一嗤，那家伙如果不钻甲板还要狡辩，说不定旁边的汉子就给了他一耳光。这是那时的武汉伦理：不是你的东西你不要碰，碰了，不关老子的事老子也要表态。
通常，坐轮渡的人不观景。因为之前看过，因为上船时跑累了，又或者各人心里挂着事儿。大家上了船，或站或坐，喘匀气息，熟人说话，落单的半闭眼帘做思考的木鸡，要么索性闭目养神，倒是挺好；何况，江上的大桥，江面的江鸥，两岸的龟山、黄鹤楼、蛇山、电视塔，江天的旷渺混沌，就在渡船外，就在意识里，不也是“满船清梦压星河”吗？一对少年男女扶着舷栏看风景，风把他们的头发扬起，把他们的单衣贴在身上，看过去，他们是景。突然间，不知何处传来悠扬的口琴曲，“啊朋友再见吧/再见吧/再见吧”，我禁不住鼓掌，船上响起一阵掌声。
那时，我有五六个家住武昌的同事，男男女女，都是年轻人，跟我一样赶轮渡，上班途中经常邂逅，下班时三两结伴而行。不久，我们中的阿红提议：以后不要散兵游勇，大家协同作战。阿红是地道武汉姑娘，伶俐，泼辣，江湖大姐大劲头，我们听她的：上班约好到达码头的时刻，下班一起出发到码头；买票，女的拿东西，男的轻装挤到窗口；登船，男的拿东西，女的空手上船抢座位。战斗中，人人都积极发挥：男的往窗口挤，女的在背后咬牙歪嘴地推；女的往登船口挤，男的伸胳膊提醒别的男士莫往女人身上贴。有一次，我一手抓窗外的铁杆，一手越过人头买了票，阿红在我肩上表扬了一巴掌。阿春是刚从日本回国的一个白胖姑娘，讲一口吴侬软语，有些不同的姿态，平时阿红带头奚落她做作，但登船抢座时，阿春每次率先从男人堆里冲将出去，上了船，干脆往条椅上仰面一躺，等我们过去，坐下一人，抬起一截身子——这么好的姑娘，阿红也服气。
在渡船上，我们以阿红为中心说说笑笑，总是欢快的。阿红讲武汉男人三句话的著名段子——“那冇得问题”/“莫急”/“那冇得办法”，我们笑得全船人都看了过来。但坦率讲，我跟阿红并不对付：她学我说沔阳方言取笑，随便翻看我的黑皮“议员包”里的文件，打心眼里瞧不起我；我也从未希望她瞧得起我，除了赶轮渡之外。直到有一次，我在船上跟人扯皮，阿红保护我，我才对她有了更多发现。那次，我们几人都没有座位，零散站在一处。忽然，一个穿花褂子的男子斜冲过来，把我的“议员包”撞落在甲板上，也不帮忙拾起，我揪着他理论，他倒是眼珠咕噜一转，说你个外码想么样，一边就搂袖子。这时，阿红唉唉两声，我们的人忽地围上来，阿红插到我和这家伙之间，指着他的鼻子恶道：你敢动他一根毫毛，就叫你今天爬着下船！这家伙一下就怂了。这事让我很感动，下船上岸时，走到阿红身边谢谢她，不料，她回道：谢个屁，你跟我一个窝里的，打狗也欺主咧。我只好摇头，嘻嘻地笑。
不用说，我们都是轮渡上文明友善的青年。我们抢到了座位，只要面前有老人或孕妇，必定起身让座。我们特别同情背蛇皮袋或扛物件的赶路人，他们放下或背起东西时，我们都会搭把手。那时，我们应该是最讲穿着体面的一群，但我们最喜欢听别人对我们说谢谢。一次，一个中年男子捂着小腹、蜷缩在夹板上哭叫，我们穿过围观人群，扶着他问情况，他说不清，我们也弄不明白。船快到岸，我提议背他去医院，阿红看了看我，转头对小帅哥阿江说：他太瘦，你来吧。阿江眨眼迟疑半秒，三两下脱下西服丢给阿红，蹲下身去。那天，我陪阿江把这个男子送到上海路附近的二医院，医生说他得了急性阑尾炎。待我们赶回写字间，上班已迟到，但迟到得到了领导的夸奖。
遗憾的是，我们这个赶轮渡的“小分队”只维持了一年：一年后，阿红嫁给有车的先生，阿春离职，阿江和其他几位先后搬到汉口居住，剩下我一人，在赶轮渡的途中孤军奋战。
不过，很快也适应了，并且重新感到单人行动的好处：自由，自己管自己，可以独自想点什么或什么都不想，要不随便看点什么书。泰戈尔不是说：“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，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。”
春天的一个礼拜日，我去写字间加班，下午三点坐轮渡回武昌。船上乘客不多，我坐在二层一侧的舷边看书。忽然，一片书笺飘落在我的书上，捡起来看，书笺是自制的，图案是蓝天与云朵。我抬头时，见一个姑娘正看着我，目光顿了一下，赶紧把书笺递给她，她点头谢谢。下船，她在我前面；上14路公交车，她在我前面；车上，她在我前面；何家垅站到了，我忘了下车；又过两站，她下车了，我没下车，一直坐到14路的终点。以后许多周日的下午三点，我都坐在渡船二层的那一处看书，感觉“船头独立望长空，日艳波光逼人眼”。我是在等候那片云朵再来吗？是，当然也不是。江面的浪花很平和，那片云朵在浪花上闪了一下。我知道，真的云朵在天空——那或许是更好。
一个小男孩卖艺的声音打扰了我。他光着头，赤裸上身，腰间缠一圈土色布带，十岁的样子。当当当，他拿着一枚比鸡蛋大头略大的钢球，在船舱的钢柱上敲击几下，用一口河南腔念道：这玩意，啥玩意，铁弹子——我吞下，不要钱；我吐出，请捧场！乘客被他吸引，纷纷围拢过去。我好奇地挤到前面，见他蹲着马步运气，气流在喉颈与腹部之间来回行走，接着，他把钢球放进口里，脖子一鼓脸一红，摊开双手，示意钢球到了腹中，众人一阵惊呼。好心的人喊：娃儿，快吐出来！快吐出来！他张着嘴，显得很难受，用脚把一只请人捧场的铁盘扒到前面，待众人又喊了一阵，双手捧住嘴巴，喉咙里开始反复使劲——我不忍直视地转过头去，听到哇地一声，回头来看，他手里托着钢球，紫红的脸上满是泪水……这一刻，我感到眼眶一阵酸胀。
这个场面实在太伤人，以后许多年，它一直深伏在我的意识里，每每想起，不敢让它变得过于清晰。而且很奇怪，我总是记不起当时是否给了那孩子“捧场”的钱，更不记得给了多少。我有些心虚，不去追想当时的情景，偏偏一次又一次地强调我给过钱并且给了许多……我为这渺小心情而恍惚。
这年冬天，我由武昌转移到汉口民众乐园居住，告别了轮渡岁月。
这个冬天的最后一场大雪纷飞的日子，我在武昌居住时的邻居男孩来写字间看我，向我咨询大学毕业后做什么，顺便还我《鲁滨逊漂流记》。他是房东家的孩子，聪明尚且年少，我能给什么意见呢？我有把握说的只是：这本《鲁滨逊漂流记》我念书时已看过，留给你做个纪念吧。他欣然点头，接受了我未言的祈愿。
然后我送他去江汉关乘轮渡。两人都没打伞，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行走。我抢着帮他买了船票，送他过闸。他裹在人流里向坡桥下走，一边举起《鲁滨逊漂流记》向我挥动，渐渐消失在稠密的雪花中……我明白，江在流，船要渡，以后多半没可能与这位纯善的小伙子相遇了，便许久望着雪雾朦胧的江面——望着往日轮渡上的光景。
几十年来，我经历了许多，但只要说到轮渡，就会想起那过去了的一切，包括那些奔跑、拥挤、扯皮与“谢个屁”，那是多么亲切的一切啊——的确，“天空中没有痕迹，但我曾经飞过”。
【编辑：王戎飞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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